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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大族群」論述的出現，一方面接續了「四大族群」對抗中國民族主義的台灣民族主義論述，強調台灣是多元族群的國家，不同於漢族中心的中國，另一方面在日益激烈的新自由自義全球化下，因面對中國逐漸成為經濟大國而企圖以南向政策對抗，並進一步形成以東南亞新住民為主要想像的「第五大族群」。「第五大族群——新住民」一開始時被指認為「社會問題」，降低台灣的全球競爭力。隨著新自由主義全球化下中國和東協各國在世界體系位置的上升，「第五大族群」分類的意義從「社會問題」轉變為「社會資產」，來自東南亞的人不再被理所當然地視為「低劣他者」，會降低我們的素質而阻礙我們對抗作為「邪惡他者」的中國；相反地，他們被視為「南向尖兵」，可以幫助我們對抗「邪惡他者」——中國。, 而社會經濟的變化也帶來了「人觀」的轉化。隨著全球競爭日益激烈，特別是面對中國市場的威脅，國家一方面急需「優質人口」以加強全球競爭力，另一方面在新自由主義的意識形態下不斷將教育私有化、市場化以減少政府支出，使得所謂的「優質」成為人民必須自備的素質，而非國家的責任，以提供公共化的教育來養成；國家成為「類公司」，視「競爭」為其終極目的，而非縮短貧富差距以確保平等和正義；公民則成為「類消費者」，僅要求國家（公司）確保他們購買的「商品」的「品質」，而非行使公民權要求國家盡到確保平等、正義的職責。執政者成為國家這個「公司」的經理人，為了使公司在全球市場中佔有一席之地，需隨時調度當下需要的人才，並為了在全球規模上競爭各種專業人才而修訂法律使高階外國人得以更輕易的取得公民身分，意味著：高級專業人士不僅擁有資本，更具備高尚的品格而得以成為我國公民。, 1993年，民進黨籍立法委員林濁水及葉菊蘭首先提出「四大族群」之說，經過多年，「四大族群」的劃分已形成相當普遍的台灣族群想像主張（王甫昌，2003）。21世紀初，台灣開始出現「五大族群」說，「新住民」成為閩南、客家、外省、原住民等「四大族群」之外的「第五大族群」。此五大族群的說法不僅出現在大眾媒體，也出現在官方的文件中。在行政院官網上的國情簡介裡對台灣人民的族群組成的描述為：「臺灣住民以漢人為最大族群，約占總人口97%，其他2%為16族的臺灣原住民，另外1%包括來自中國大陸的少數民族、大陸港澳配偶及外籍配偶。」, 在此描述下，進一步將族群分為以下類別：漢民族（再分為河洛族群、客家族群）、台灣原住民族、戰後移民（並指出：這批移民及其後代即民間慣稱的「外省人」）、大陸港澳及外籍配偶（並稱之為「新住民」)。2017年1月25日，再次執政的民進黨於中常會後舉辦記者會，發言人阮昭雄宣佈中常會通過了婦女部提案的「新住民事務委員會」設置要點，指出：「新住民在台約有50萬人，東南亞新住民接近15萬人，子女突破35萬人，已經是台灣第5大族群。」東森新聞甚至以聳動的標題報導此宣示：「台灣第五大族來襲！民進黨設新住民事務委員會。」, 關於新住民成為台灣的第五大族群的理由不外乎是以與國人結婚的外裔（包含外籍與大陸籍）配偶的人口統計為依據。根據內政部的統計資料，外籍、大陸（含港澳）配偶人數至2016年12月止（1987年1月始）為521,136人，接近原住民人口（553,228人），而女性佔絕大多數（92%），其中女性大陸配偶為326,762人，而女性外籍配偶則為152,817人（其中越南62.6%，印尼18.6%，泰國3.8%，菲律賓5.3%，柬埔寨2.8%）。外籍配偶除了東南亞籍外，尚有日本與韓國裔配偶（日本：男性配偶2,173人，女性配偶2,446人；韓國：男性配偶516人，女性配偶978人），來自其他國家的外籍配偶17,615人（其中男性10,512人，女性7,103人）。, 由上述統計可以看出，所謂的「新住民」其實是來自許多不同的國籍，擁有不同的語言與文化，卻被共同歸屬為「第五大族群」。而即使來自同一國籍的新住民，也可能來自不同的族群、種族，亦即來自非常多元的文化、語言與種族背景，如同以下幾則來自印尼的婚姻移民的故事所顯示。, 1994年，筆者第一次隨著來自印尼的婚姻移民回到娘家，由於他們和我的母親一樣是客家人，不會印尼語的我能以客語和他們交談。訪談她們的父母時我總會詢問是否擔心女兒嫁到那麼遙遠的台灣，阿珠的父親淡淡的說：「不會啊！那是回自己的國家。」原以為父母會述說如何擔憂女兒遠嫁的我，對於阿珠父親的回答非常震驚，猜想他只是想隱藏自己的憂心。但造訪更多的印尼姊妹娘家後發現，她們的父母都有類似的說法：「回到自己的國家」，阿芬的父親更進一步解釋：「不管是去台灣還是去中國，都是自己的國家。印尼不是我們的國家。」, 原來，「排華」的歷史使得當時從中國移住印尼至少三代的印尼姊妹們的娘家始終無法在印尼落地生根，因而心心念念「回到自己的國家」。對他們而言，不論中華民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之間有多少的爭戰，都是「自己的國家」，所以他們不僅不擔憂女兒，甚至感到很安心，因為不必再留在印尼寄人籬下了。, 同樣是1994年，我訪問了台灣外交部駐印尼雅加達的辦事處，想理解他們對台灣男性娶「印尼新娘」的看法和處理方式。拜訪的第二天，有位辦事處的行政人員李小姐主動與我交談並表示她對「印尼新娘」現象很有興趣，想與我聊聊，於是我們約了一起吃晚餐。她問了許多問題，目的是要解決她心裡最大的困惑：這些人的父母為何這麼狠心要「賣女兒」？我試圖說明自己的觀點：這不是「買賣婚姻」，而是底層人民求生存的方式，並分享了自己小時候對於美軍和美國的想望，羨慕媽媽的童年好友嫁了美軍，抱怨爸爸不是美軍。李小姐聽了我的分享，豁然開朗地笑說：「我小時候也怪我爺爺為什麼不早點下船耶！」, 原來，李小姐的爺爺如同當時許多華人一般，坐船逃離戰亂的中國，最後落腳印尼，李小姐曾以僑生身分就讀台灣大學，原想定居台灣，但因為畢業後找不到適當的工作而返回印尼，之後因她的台灣大學學歷而獲得在台灣駐雅加達辦事處工作的機會。李小姐回憶兒時是如何怨怪爺爺的：「他如果早點下船，在台灣、香港下船都好，我們現在就是台灣人、香港人，都比印尼人好，都是他睡覺睡過頭，到印尼才下船，害我們現在是印尼人！哈哈！」, 1990年代中期，當媒體不斷出現各種關於「外籍新娘」的負面報導時，一位關注社區營造的朋友來到新竹拜訪從事社區工作的朋友。在社區裡，她聽說一個孩子的母親來自印尼，親切的問孩子：「媽媽是來自印尼嗎？」未料孩子急忙說：「我的媽媽是華僑！」彷彿要撇清母親是來自印尼的事實。, 在我們開設的中文班裡有來自各國的婚姻移民女性，其中來自印尼的姊妹絕大多數是華人（早期以客家裔為大多數）。華裔的印尼姊妹通常會聚在一起，而非華裔的印尼姊妹則很少加入，華裔的姊妹告訴我：「她是印尼人，我們是華人。」在印尼做田野時，常會聽到印尼的華人以「蕃仔」指稱非華裔的印尼人。某次一位客家裔的印尼姊妹在一群印尼姊妹的聚會裡提到一位不在場的非華裔印尼姊妹時這麼說：「那個蕃仔……」，另一位非華裔的印尼姊妹不懂「蕃仔」的意思而回家問家人，家人解釋「蕃仔」是客家人歧視原住民的用語，這位非華裔的印尼姊妹聽了非常憤怒，從此與華裔印尼姊妹疏遠。, 事後，華裔的印尼姊妹覺得很委曲：「在印尼，我們說蕃仔並沒有歧視的意思，就只是一種稱呼。而且，我們在印尼真的有很嚴重的排華啊！我就是因為那時排華暴動很可怕才決定嫁來台灣的啊！」然而，當華裔的印尼姊妹提起印尼的排華時，非華裔的印尼姊妹對此反感，覺得自己被華裔的印尼姊妹排擠，畢竟在她的認知裡，「排華」並不存在，反而是華人佔了印尼經濟的主導權，將她與印尼的排華連結在一起，非華裔的印尼姊妹也覺得很委曲。, 從以上故事我們可以看到，同是源自廣東客家縣，有共同的語言和文化的人群，卻因不同的移民潮、不同的落腳地，而被歸類為不同的族群：我母親的祖輩於清朝時渡海來台，成為客家人；二次大戰後隨著國民黨來台的廣東客家人，成了外省人（客家人稱他們為「外省客」）；父祖輩落腳印尼（或其他東南亞國家），約莫1960至1980年代來台定居的，被稱為華僑；同樣是父祖輩落腳印尼（或其他東南亞國家），但在1990年代後才來台灣定居的，被稱為「外籍（印尼）新娘」，近年來又被稱為「新住民」。此外，同樣來自印尼的「印尼新娘」，她們之間又清楚的區分「華人」、非華人，而華人常將非華印尼人通稱為「蕃人」，反映了印尼長期的排華歷史，以及複雜的族群政治（非本文探討重點）；亦即，在印尼原本是衝突甚至對立的族群，因為移民到台灣，卻被歸類成同一種人。, 就字面上意義來看，「新住民」應指非本國籍而定居或長期居留在台灣的人，然而，就上述行政院官網以及執政的民進黨公開的發言看來，「新住民」指的是「大陸港澳及外籍配偶」，而所謂的「外籍配偶」僅聚焦於來自東南亞的女性，即民進黨發言人阮昭雄所言之：「東南亞新住民接近15萬人」，並不包括東南亞的男性配偶，以及東南亞之外的十餘萬男性和女性外籍配偶。, 為何官方的說法將新住民聚焦於「大陸港澳及外籍配偶」，而所謂的「外籍配偶」僅聚焦於來自東南亞的女性呢？首先，就取得本國公民身分的人數而言（即歸化為本國籍的外國人，以及取得定居證的大陸港澳人民)，絕大多數為來自中國大陸及東南亞的女性配偶。自1987年1月至2016年12月，大陸女性配偶取得定居證人數為119,147（佔總人數121,490之98.07%），同期女性外籍配偶歸化本國國籍人數為115,392（佔總人數116,650之98.92%）。而歸化為本國籍之女性外籍配偶中又以東南亞為最大多數。2007-2016年外籍配偶歸化人數共66,526人, 其中來自東南亞的女性外籍配偶人數為65,188，佔同時期外籍配偶歸化人數97.98%，其中以越南女性人數最多，印尼、菲律賓女性次之。, 東南亞籍以外之外籍配偶很少歸化為本國國民的原因與現行國籍法相關法規有關。首先，台灣的移民政策以血統主義（屬人，jus sanguinis）為原則，即對於所有能主張共同祖先的人，不論是真實或想像的，都予以容納，而基本上排除不同血統的他者（成露茜2002）。因此，長期以來，除本國男子的外國配偶及其下一代，以及具有中國血統的海外華僑之外，並無針對其他國外移民人口歸化取得公民權的制度設計，因此，歸化為本國國民以女性外籍配偶居多。直到1990年代後期修定的《國籍法》與《入出國及移民法》條文才有了改變，而主要的改變是在原有血統主義中去除性別差異，使得不論男女的本國人之配偶及下一代都可歸化，以及開放非血統的管道容許有資產以及一定收入、並已經在台灣長期居留的國外移入人口可以歸化入籍成為公民，但後者歸化為本國公民者非常少（曾嬿芬2006）。, 依據現行相關法規，外籍人士在台灣需合法居留連續三年以上，且每年住滿183天以上，始可申請「準歸化」國籍。「準歸化」為正式歸化台灣國籍的前置作業，須「放棄原屬國籍」後始可申請「歸化國籍」。換言之，在「準歸化」與「歸化」之間有一段「無國籍」的空窗期。取得國籍後，必須在台居留連續一年，或居留滿二年，每年居住滿270天以上，或居留滿五年，每年居住183天以上，最後才得以申請戶籍登記和請領身分證，才成為中華民國國民。由於台灣各項權益和福利多須有「身分證」者方能享有，使得多數來自中國大陸和東南亞的婚姻移民為了在台灣有較穩定的生活而申請本國國籍及身分證。, 相對地，來自美國、日本等已發展國家的外籍人士（包括外籍配偶）因為不願意放棄比中華民國國籍在國際上更有「價值」的原國籍而未歸化為本國國籍。而如同曾嬿芬（2004, 2006）所言，台灣的移民政策充滿著「階級主義」，在面對不同階級的外國人時實行「一國兩制」。白領外國人雖不是以長期的移民簽證來台，但居留與工作的期間可以彈性延長，構成實質的長期居留，因此，白領外國人更無需為了在台灣的生活而放棄母國國籍。, 這樣的移民政策是一種有系統的歧視制度（曾嬿芬2004），反映了台灣長期以來對於來自東南亞和中國大陸的婚姻移民的社會歧視。首先，從一般熟知的「外籍新娘」、「大陸新娘」這樣的歧視性稱呼，便可窺見婚姻移民女性在台灣必須不斷面對污名的處境。台灣官方、媒體，乃至於一般民眾，往往將婚姻移民女性污名化，與「假結婚、真賣淫」畫上等號，並將其婚姻視為台灣社會問題的製造者，而這些歧視的意識形態更是許多限制婚姻移民女性權利的各種法規背後的重要支柱（夏曉鵑2002, 2005）。, 而各種污名也形塑了一般民眾對新移民女性的不友善態度，顯現於2003年《大地地理雜誌》188期（2003年11月號）發表的一項「東南亞籍及大陸女性配偶議題」民調：半數受訪者對婚姻移民現象感到憂心，六成民眾認為應限制女性配偶來台人數，而兩成民眾認為不應該給予東南亞和大陸女性配偶平等的待遇。除了一般民意外，政治人物和官員亦多次公開發表歧視東南亞和大陸配偶的言論，例如2004年7月6日教育部次長周燦德便於公開活動表示：「外籍和大陸配偶不要生那麼多」，次長於「移民／住人權修法聯盟」（簡稱「移盟」）到教育部抗議後才道歉。, 政府部門雖將「外籍新娘」現象視為「社會問題」，但開始是以漠視處理，直至2002年開始因為幾項數據顯示外籍配偶子女人數可觀才成為各政府單位關注的焦點，特別是在行政院長游錫堃於2003年宣佈設置「外籍配偶照顧輔導基金」（簡稱「外配基金」，於2005年正式設立）後，為了爭取資源，各級政府單位和民間團體紛紛宣稱長期關注「外籍配偶」議題，表面上看來似乎代表著態度的轉變與進步，但其背後所隱涵的歧視卻仍然存在：依然視此種跨國婚姻為社會問題，而外籍配偶則是「低劣他者」（inferior other）。由於過去人數不多，政府得以漠視並期待這現象自動消失，而當「外籍新娘」人數已多到無法不看見時，則以各種方案企圖矯治「社會問題」，以提升他們低劣的「素質」（夏曉鵑2005; Hsia 2007）。, 這個轉變最大的關鍵是始於媒體的「新台灣之子」的論述，而政府再依據這些媒體炒作，或者學校、醫療單位的片面、個案式關於外籍配偶子女「發展遲緩」的報告而提出各種方案以「提高新台灣之子素質」，其結果是將外籍配偶子女標籤化，並更加強台灣社會對婚姻移民女性及其家庭的污名化。事實上，這些關於婚姻移民子女發展問題的報導，缺乏紮實實證研究的基礎，其論述邏輯為：「新台灣之子」的父母親多是貧困、教育水準過低，因此素質低落，也就是父母的低階級導致他們的低素質（夏曉鵑2005）。, 由於上述無所不在的對婚姻移民女性及其子女的社會歧視，非來自中國大陸及東南亞的外籍配偶多數不願意被歸為同一類人群。例如，日本裔的配偶雖也組成團體並關注相關法案多年，甚至也接受邀請參與國際婚姻移民組織Action Network for Marriage Migrants Rights and Empowerment（AMM♀RE）2013年於台北舉辦的論壇，但身為主辦之一的筆者在論壇後詢問他們是否願意參與在台灣推動移民權益最重要的「移盟」的討論和相關活動時，與會代表表示由於其組織內部成員有反對意見，因此「不方便」參與。而此種不願意與中國大陸和東南亞配偶歸為同一類人的情緒，也反映在現今不情願被納為「新住民」的態度中。下文將以被納入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的「新住民語文課程」為例。, 依據《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規範，現階段新住民語文課程的開設以東南亞新住民語文為主，其理由為依據內政部及教育部統計，目前在我國婚姻移民及其二代子女中，除大陸港澳籍外，以越南、印尼、泰國、緬甸、柬埔寨、菲律賓、馬來西亞等人數最多，因此新住民語文課程大綱之設計以此七國語文為主要考量。筆者受國家教育研究院邀請擔任「新住民語文課程綱要研修小組」的召集人，經常感受到各方對於「新住民語文」課程納入十二年國教的疑慮，甚至不滿。, 在某次會議中，「第二外國語文課程」研修小組委員表示希望新住民語文課程能加上日韓等語文，我反覆解釋，依據十二年國教的綱要規範，新住民語文課程設計以目前新住民和其子女人數最多的七國為主，但某些社區如因該區新住民組成的特殊性亦可以開設七國之外的語文，例如，在日裔新住民人數多的地區亦可以在新住民語文課程中開設日語。在幾番來回討論後，一名委員突然說：「人家（指日裔）就是不願意被叫做『新住民』啊！」, 本文摘錄自《族群、國家治理、與新秩序的建構：新自由主義化下的族群性》，群學出版 ＊透過以上連結購書，《關鍵評論網》由此所得將全數捐贈兒福聯盟。, 擺脫舊的學術實作與思考慣習 以細緻的個案研究作為建構新知識 以及為臺灣社會尋找出路的堅實出發點, 族群作為國家治理的手段，然而治理方式會因國家性質的不同而異。藉由仔細檢視前現代民族國家或傳統帝國、現代民族國家與當代新自由主義國家的統治意圖及治理技術，本書揭示：歷史更迭下的政體，在治理台灣社會的過程中，依序形塑出了人群、族群、族群性等現象，彰顯了國家治理的時代特性。事實上，這關乎不同學科對族群的定性有所分歧，更涉及了各自知識屬性這個根本問題。對照於國際族群性公司法人化趨勢，台灣在新自由主義化的政經條件下，族群性除了關乎政治經濟利益外，更有其突出之處，如個人認同與族群認同的連結，或多重族群認同的出現。, 本書最大的貢獻在於：指出當代台灣族群性已逐漸轉換至人們認識世界方式的改變，和自我與社群性新模式之浮現，及其所涉及的跨族群、跨地域、及跨社會文化之新秩序的建構之上。更重要的是，這隱含了對於現代性知識的挑戰。, 數位網路之於生活、產業、國家競爭力，善用科技達到世界頂尖，成為全球指標的智慧島嶼 — 不僅是每個行業、企業與政府機構加快數位化任務，而是要超越科技島，公民與社群也必須需具備數位素養。本專欄與行政院科技會報辦公室合作，善用科技做出戰略突破，讓落實數位化發展成為全民運動。, 全球自然環境的異變愈來愈劇烈，衝擊人類生存及健康的挑戰也愈來愈多。但所幸，我們也有更多創新科技包括：AI、物聯網、大數據、精準感測、共享平台、5G 通訊等，來擔當治理環境的重任。在科技的奧援之下，透過政府及民間的覺醒與合作，如果能讓足夠規模的改變發生，就能及時扭轉地球永續生存的危機。, 「這是最好的時代、也是最壞的時代」，大文豪狄更斯描述法國大革命鉅變前後的經典名句，用來形容 21 世紀當今的自然環境和人類生活，似也恰如其份。工業化及生活富裕造成的污染和浪費，已使得環境變異瀕臨難以回頭的轉折點，因此全球掀起各種綠色環境革命浪潮：減塑、回收、再生能源、循環經濟等，為的就是扭轉環境惡化的劣勢。, 因應這「最好也最壞」時代的重要工作之一，就是環境的數位治理，主要課題包括空氣、水、土壤、廢棄物、甚至一部筆電或一輛燃油汽車從原料、製造、使用到報廢的生命周期污染，如何進行監控及因應。丹麥經濟學家、聯合國環境計劃署（UNEP）執行長安德森（Inger Andersen）指出，2020 年是「超級環境年」，各國紛紛集會討論環境議題，並做出新的承諾。例如占全球溫室氣體排放量高達四分之一的中國，今年九月底就宣誓要在 2060 年實現碳中和的目標。, 承諾與成果之間的距離，須要借重科技的幫助才能到達。國際間有許多環境的數位治理範例，最新一項是今年六月，聯合國在挪威環境論壇發表「海洋塑膠垃圾監控平台」，與科技大廠 IBM 合作，只花了六週，就開發出監測全球海域的數位平台原型，未來不僅能夠彙整各方數據來產出塑膠垃圾的分布圖，也將運用 AI 進行資料分析，進而媒合政府、民間團體、利害關係人，提出海洋塑膠垃圾減量的因應方案。, 在英國，空氣、水資源、甚至工業污染數據已相對透明，唯獨基礎建設（如商用及住宅不動產、鐵公路、橋樑、水庫等）在開發階段造成的環境衝擊，尚未有效評估。因此仿效工業 4.0 的「數位分身（digital twins）」，英國打造出與開發現場條件一模一樣的數位虛擬環境，收集即時資料輸入 AI 模型，例如現場的溫度、人流、二氧化碳排放量、甚至樹木的落葉量，進行電腦輔助分析，就可計算出環境衝擊，要求開發商負起永續責任。這個專案採用許多新式感測技術如：無人機、衛星影像、雷射光學感測器，來取得環境數據，讓資料收集速度比傳統人力測量快了 400 倍以上。, 台灣在環境的數位治理上，針對空氣和水資源，也有傲人的成果。環保署近年布建起全國範圍的空氣感測物聯網，結合大數據、異質資料庫整合等各種技術，可即時取得空氣品質的 3D 分布，甚至掌握可疑空氣污染來源，預測未來空氣變化。最值得一提的就是攜手民間新創，透過公私部門協力（Public Private Partnership）來達成目標。, 環保署在四年前找來科技公司卡米爾合作，針對工業區空污下手，「原本希望參考其他國家的成功案例，結果發現國際間沒有先例可循，因為沒有一個國家像台灣，在全國布建密度這麼高的空氣監測網路。」卡米爾表示，在環保署主導下，由卡米爾負責軟體、資料分析及互動監控介面的開發，硬體廠廣域科技負責微型感測器，2018 年啟動全國空污物聯網的布建，一年半之內，也就是截至 2019 年 7 月，已在 120 個鄉鎮架設了 3,300 個微型感測器，覆蓋範圍廣布 44 個工業區及 3.8 萬家工廠。, 這個官民合作的空氣感測物聯網，讓工廠排放空污無所遁形。前線環保人員只要拿著平板，就能連上監控後台，立刻看到 PM2.5 及 VOC 的數據，不像以往稽查員接到陳情電話，抵達現場時空污已散去無法追查。在各縣市也都展現了具體績效，例如桃園環保局因為稽查效能提升六倍，2019 年的空污陳情案比上年度大幅減少 700 多件，幕後功臣也是這套系統，並可提供民眾環境影響相關資訊，如汙染物濃度等，讓民眾居住環境及生活更加的安心。, 「剛起步時也是跌跌撞撞，一路累積經驗，不斷改良微型感測器，並累積大數據而得到更準確的判讀參考。」卡米爾雖然負責的是軟體及後端平台，但只要前線感測器傳回異常數值，卡米爾的工程師也會立刻前往現場，了解稽查人員的需求，經過一連串的反饋與改善，已開發出友善精準的管理平台，即時回報污染突發事件。不過，偶爾也會發生出乎 AI 意料的特例。「有一次，某顆感測器的污染數據獨自飆高，從監控中心來看，當地並不屬工廠排放範圍，Google 地圖也並未顯示附近有施工或車流，於是奔到現場，才發現原來是附近民眾不想在自家門口燒金紙，就把金爐拿到馬路對面去燒，剛好在感測器下方，才會出現 PM2.5 大量異常值。」, 卡米爾表示，這個空污感測物聯網計畫，環保署勇敢採用了台灣本土團隊，並且耐心開發解決方案，不畏過程中的學習曲線，才能在四年之內，打造出最符合需求的系統，也因此吸引外國政府前來取經。韓國富川市就與工研院簽約，打算引進卡米爾這套物聯網系統。2020 年，環保署的目標是全台再擴建 5,200 個微型感測點，累計將達 8,500 站，屆時空污監控將更為精準。, 經濟部水利署的水資源物聯網，是環境的數位治理另一本土成功案例。各國水資源稀缺，台灣得天獨厚，年均降雨量達 2,500mm，是全球平均值兩倍，但地域較小且坡陡流急，集水面積有限；加上冬天雨少，須保留夏天豐水期的水量來調度運用，因此水資源的管理就更形重要。, 水利署副署長王藝峰表示，近年極端氣候造成台灣年降雨變化劇烈，更加重了管理上的挑戰。因此水利署啟動前瞻計畫項下的供水穩定方案，從開源、節流、調度、備援等四大面向降低水資源風險，讓民眾隨時有水可用。, 其中在節流的部分，目前正結合 AI 及物聯網，提高用水效率。「農業用水占全台用水量高達七成，因此灌溉用水的精準管理特別重要。」王藝峰說，過去農民灌溉田間，須靠人力以手動來開關管線，無意中浪費不少水資源；為解決這個問題，水利署與農田水利會合作，在閘門、灌溉渠道及田間設置許多感測器，形成水資源監控物聯網，可判讀田間的降雨量、土壤含水量、稻田水位、管線水壓及水質，各種數據回傳至雲端平台加以分析，由系統決定何時開放閘門，自動給水，不必再由農民手動開關水源，目前已有田間試驗點。王藝峰笑說，「未來稻子長到多高，我們的感測器都可以判讀影像，從生長進度來決定給水多寡。」, 同樣在農業節水的面向，水利署也與半導體大廠台積電合作，田間廣布的用水感測器，目前僅具備量測功能，未來將新增回傳功能，台積電則提供資料分析及智慧軟體的開發建議，進一步加強水源的數位治理成效。, 水利署的另一科技利器是已上線逾十年的水情 APP，只要登入系統就能充分掌握各地的水源狀況，是民間了解即時水情、防洪疏散常用的工具。現在水利署更與氣象局和中研院合作，布建降雨感測器，結合水利署的地面雨量站及氣象局的降雨雷達，搜集大數據，訓練 AI 分析，現階段已有雨量定性分析（會否下雨），未來將升級到定量分析預測（下多少雨）。, 全球自然環境的異變愈來愈劇烈，衝擊人類生存及健康的挑戰也愈來愈多：PM 2.5 空污、暴風雨、乾旱、土壤污染、有毒環境廢棄物、還有今年異常嚴重的森林大火肆虐加州、澳洲、西伯利亞、亞馬遜雨林各地。但所幸，我們也有更多創新科技包括：AI、物聯網、大數據、精準感測、共享平台、5G 通訊等，來擔當治理環境的重任。在科技的奧援之下，透過政府及民間的覺醒與合作，如果能讓足夠規模的改變發生，就能及時扭轉地球永續生存的危機。.

(Embracing the "everyday"), 2015-03-17 19:46 為何官方的說法將新住民聚焦於「大陸港澳及外籍配偶」，而所謂的「外籍配偶」僅聚焦於來自東南亞的女性呢？ 標籤: 族群、國家治理、與新秩序的建構, 新自由主義化下的族群性, 夏曉鵑, 中國民族主義, 新住民, 東南亞, 第五大族群, 婚姻移民, 華僑 辦理退換貨時，商品必須是全新狀態與完整包裝(請注意保持商品本體、配件、贈品、保證書、原廠包裝及所有附隨文件或資料的完整性，切勿缺漏任何配件或損毀原廠外盒)。退回商品無法回復原狀者，恐將影響退貨權益或需負擔部分費用。  自由主義在近代中國的發展，從五四時代的胡適，經《自由中國》時期的殷海光，一直到林毓生等學者的積極提倡及實踐，歷經了漫長而艱鉅的過程。而對自由主義複雜的內涵，到林毓生的研究中，已使得華人世界能有更深刻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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